“鬼子”译为devil，便存在中方对日方特定称谓的语义缺失，在此基础上devil所指涉主体也就成了“我”（动作发出者），当这个字从观众口中说出，对象就从荧幕中跳脱出来成为言语者，“我”的形象也就有了现实影射；再往下推延，“我”既是个体（拿枪者）又是群体附属（人质搬运者），更重要的是，“我”只是稻草人靶子，“我”背后还有“我们”——可以高度复制“我”且从多方行为层面完成“责任”推卸工作的集合体，既然无法从存在意义上追溯，那么“我”也就成了“鬼子”（devil）。结尾斩首（仅此一处）或可视为《盲女危情》式存在主义的东方移植，马大三就是感性的默尔索，不反抗也不被允许反抗（成因），经历劈杀鬼子反倒被鬼子斩首的荒诞（结果）；最后姜文用彩色变换暗示人有欲且有罪（动物有欲却无罪）的死亡解脱，于此加缪说“这不是我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