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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劲光

一、保卫红色大本营 萧劲光是我党最早涉及军事的人,他24岁便当了国民革命军的师党代表。在红军时期毛泽东曾两次推荐萧劲光担当重任。一次是筹建红军军校,一次是改造宁都起义

  一、保卫红色大本营
 
  萧劲光是我党最早涉及军事的人,他24岁便当了国民革命军的师党代表。在红军时期毛泽东曾两次推荐萧劲光担当重任。一次是筹建红军军校,一次是改造宁都起义的1.7万人部队。毛泽东没有看错人,萧劲光办了一个好军校,改造好了一个红五军团。
 
  1903年1月4日,萧劲光出生在湖南长沙。他的家乡赵洲港,位于岳麓山群峦之一的天马东山坡。
 
  1921年2月,萧劲光告别母亲,和任弼时等6人,在1921年6月底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一年以后,莫斯科的一所初级红军军官学校招生,萧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4人被送去学习,他们是我党最早涉足军事领域的人。
 
  1924年春,萧劲光和任岳、胡士廉、周昭秋等被召回国。党组织派萧劲光到湖南安源路矿工会做宣传工作,这年秋天,又派萧劲光去广东工作。
 
  1925年年底,萧劲光加入了国民党,被正式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中将军街。
 
  不久,北伐军挥师北上,南方卷起的革命狂飚,开始从南向北席卷中华大地。戴岳、萧劲光率六师于7月7日自韶关出发,参加了江西战场对军阀孙传芳作战最关键一仗——南昌之战。
 
  北伐途中,萧劲光提议(经师长戴岳同意),全师以“不怕死、不扰民”六字为战时训令,并以这六字制成官兵臂章,人人佩戴,提醒全师将士,时时不可轻忘。部队行军驻守时,特别注意严格国民党党部和党小组活动。每三日须开一次党小组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周会。萧劲光组织各级政治指导员,反复宣讲三民主义和群众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士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政治工作上的成功是第六师在南昌一役中一举成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年秋,北伐军先攻占南昌,不久又被夺去,令蒋介石气愤不已,于是亲赴火线,组织攻城。可北洋军阀在南昌配置强大火力,北伐军两攻南昌均未奏效,在短暂休整之后,又三攻南昌。
 
  六师奉命攻打牛行车站。萧劲光、戴岳、米柳史顾问亲临火线指挥战斗,组织冲锋。然而,车站地形复杂,突击队进得去,却展不开,出不来。戴岳急红了眼,米柳史也大声咒骂。萧劲光却默默不语,他反复观察车站地形特征,灵机一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攻击思路。戴岳听后大喜,连喊:“就这样打,就这样打!”
 
  一时间机枪齐发,暂时压住了敌火力点。战士们组成集团冲锋队,萧劲光跳上高台,向全师官兵喊话:“牛行车站铜打铁铸,我们也要将它拿下来。弟兄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革命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转眼间,在机枪 的掩护下,冲锋队越过一小段开阔地,分左中右向敌发起猛烈的冲锋。一阵密集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冲锋部队全部冲进车站。战士们三五人、七八人抱成一团在车站里乱冲乱打。紧接着,剩下的部队向中间部位压挤。整整一个下午的混战后,敌人才被迫撤退。六师又艰难地继续向纵深发展,子夜时分逼得敌人不得不渡赣江而逃,六师奉命昼夜兼程追击。
 
  经过这一仗,六师的“能拼善战”在北伐军中被传为美谈。南昌战役之后,第六师挥师东进闽北,而后奉命北上,参加南京会战,然而在北伐军事节节胜利的同时,一股反共逆流也汹涌澎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任闽粤赣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萧劲光,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再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会上萧劲光就红北伐战争时期的萧劲光。军建设管理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十分欣赏。
 
  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萧劲光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返回闽西,毛泽东找来了,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地方到处需要人。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经派人去做筹备工作了,经过研究决定派你去做红军学校的校长,你有什么意见?”“我行吗?”萧劲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刚回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又没有经验。”
 
  “我看你行。”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你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过,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又带过兵。蒋介石能办黄埔,你就不能办红校?把教学力量配强些,认真办,我们的红校一定能超过黄埔。”萧劲光就这样被任命为正在筹建中的“红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于是,他立即投入到建校工作中去,一边建设一边开展教学。
 
  萧劲光在“红校”干了不到一个月,12月14日,一起震撼全国的大事件发生了:驻守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该军中共组织的策动、组织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率领举行起义,声明加入红军,反蒋抗日。消息传来,中央根据地群情振奋军委领导连夜开会研究起义部队的接收和改编。
 
  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排挤,毛泽东自11月1日召开的赣南会议以后,在军事指挥上已很少有发言权,但多年形成的习惯,军委、总部领导有事还喜欢找他商量。宁都起义发生以后,军委负责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到毛泽东征求他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意见。毛泽东坦率地说:“这事关系重大,搞好了,1.7万多人,2万多条枪,对红军、对中央根据地是个 大加强,搞不好,麻烦事也很多。应该派得力的人去。”接着,他分析指出,这个二十六路军的上层军官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有的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人很看重学历、资格,要派一个有学历、又有旧军队工作经验的同志去担任领导工作。
 
  李富春说:“按这个条件,萧劲光最合适。他两次留苏,又做过北伐军的党代表。可他刚去了红校!”“事情有个缓急嘛!红校可以另外派人去。”毛泽东干脆地说。
 
  12月18日,中央军委根据李富春的建议,调任萧劲光为新改编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命。接到命令,萧劲光心里异常激动。他留恋刚刚展开工作的红校,更深深明白到红五军团工作的意义。改造起义部队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去了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他深感自己肩负责任之重大。从军委首长那里领受任务出来,萧劲光不由自主地向毛泽东的住处走去。
 
  毛泽东时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自从赣南会议后,他受“左”倾教条主义打击、排斥,被解除党内、军内职务,处境十分压抑。就在这门可罗雀的时候,萧劲光的来访当然令他十分兴奋。
 
  “主席,我是来请你指点迷津的。”萧劲光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了。”毛泽东立刻精神焕发,“是富春同志推荐你的。我很赞成!”“我感到担子很重。对西北军的情况,我不熟。何况又是一个军团。”萧劲光说得很诚挚。“主席,教育和改造部队从哪入手,请您指点。”
 
  “是呵,这的确是一项艰巨而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根据地缺人缺枪,这一万七千多人如果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营垒的分化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弄不好呢,也很麻烦。”
 
  萧劲光也站起来,两手垂立。毛泽东则在屋内走动。“你要按古田会议的精神去做,你们干部要统一思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喽,不疑人不等于不掌握情况,不作必要的相关工作。这一些,必须让每一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心里有底。”毛泽东拣一些重要的环节谈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从毛泽东那里讨到治军良方,萧劲光心中有了底,也有了信心,到红五军团工作后,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首先是部队整编,萧劲光和左权等费尽心血。对于讲究帮派义气的旧军队,整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许多军官以多年相随为由,不愿相互离开左右,一说打破建制实行混编,思想波动顿时上升成动摇,甚至不满。
 
  艰难的说服教育工作把萧劲光和刘伯坚等一批政治思想工作人员弄得精疲力竭,但他们没有退缩,甚 至没有畏难情绪。他们在做极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将原来素质较差的中下层军官派送一批到“红校”学习,又从“红校”补充一大批优秀中下级军官到部队来。其次,从原有的军官中提拔一大批人,在混编以后,做高一级干部工作。第三,真正不合格和思想的确不通的官佐,发给足够的路费,按起义时的许诺办。这样一来,没几天时间,部队基本上稳定了。
 
  稳定是相对的,更多的惊险与困难还在后头。一天傍晚,季振同找到萧劲光,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他。萧劲光打开信,但没有看,笑道:“‘军阀’与帝国主义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吗!”
 
  说起这“军阀”和“帝国主义”还有一段小故事。那是前几天,部队开展自编自演戏剧的文娱活动。萧劲光知道季振同多才多艺,便建议两人上台合作一幕,季振同自然十分乐意。不巧这事怎么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便叫贺子珍来捧场。于是,三人上台,萧劲光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演一个军阀,贺子珍则演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这“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台上一唱一和,引得全军上下人人捧腹。从那天后,两人私下便以角色相称,一个叫对方“帝国主义”,一个则回敬“军阀”,喊完后两人总是大笑。
 
  今天,萧劲光提起,季振同没有理会,仍然一脸沉重。萧劲光一时不明情况,便说:“总指挥,我们走走。”季振同便和萧劲光肩并肩向前走去。在萧劲光的诱导下,季振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来,冯玉祥的高参刘骥捎来一封信,告诉他过两天要来看看他。看,显然是托词,做说客倒可能是真的。怎么处理呢,还真把季振同难住了。
 
  萧劲光略一思忖,随口问道:“那你的想法呢?”季振同认真地说:“我是不会回去的了。我已经起义了,而且成了共产党员,回去会有好果子吃吗?我是决心革命到底的。不过,如果刘骥来,我还是很想把这些话给他说说。”“好!”萧劲光立住脚步,说:“总指挥,我信得过你。我给中央报告一下,争取你和刘骥见见面。”季振同一拳朝萧劲光的肩头打来:“好你个‘帝国主义’。过去,我一个是信刘伯坚,另一个是信毛主席。今天,我也信你。”萧劲光接话茬笑起来说:“‘帝国主义’和‘军阀’有什么不能商量嘛,嗯!”两人同时会心地笑了。
 
  果然,季振同会见刘骥后丝毫没有为其所动,并且将谈话内容如实地作了汇报。还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可贵的呢?然而,下层的军官中此时却有一股暗流在汹涌。
 
  萧劲光、季振同去中央军委,接受了赣州阻击战的任务之后准备回部队,就被告知 红十五军军官集体要求离队的情况,大战在即,部队出了这种乱子,两人快马加鞭,风风火火赶回九堡。他们刚到军团部,便看见门口坐满了打着背包的红十五军军官。
 
  萧劲光急忙上前,试图作一些解释,将矛盾缓下来,“大家先回去,有什么问题,我去听取你们的意见,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呀!”可谁都不动,也不吭声。季振同欲待发作,萧劲光一把阻住,笑道:“好吧,我们现在就开会,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问题的症结原来在部队的民主改造。这支冯玉祥的部队一向以治军严而著名,但这种“严”是建立在一级压一级的基础之上的。上级打骂士兵、扣兵饷、吃空额的现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民主改造部队首先就是要破除这种军阀制度。官兵平等,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等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广大士兵的欢迎,但引起了各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许多高、中级军官,十三军孟师长甩手不干了,十四军李师长提出辞职。
 
  十五军师政治委员高自立气愤地说:“太不像样了,居然殴打政工人员,这些军官留下来也没用!”一个起义将领则立即表示反对:“这位政工同志做得太过火了,开什么士兵控诉军官会,你叫这些军官以后怎么领导部队嘛!”“政治委员,有人说中央指示对五军团就是要兵不要官。我们这些人迟早要被处理回家。是吗?”又一名起义将领冲萧劲光问道。“没有的事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共产党会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左权轻轻地叩了叩桌面说道。另一名起义将领站起来说:“孟师长不是你们把他送走了吗?李师长要辞职,听说你们不也批准了吗!”
 
  季振同坐在那脸色铁青,示意萧劲光说说,萧劲光见会场气氛急骤升温,接着白热化,便道:“一般说说解决不了问题。我必须到中央请示。总不能在我回来之前就散伙了吧。”他觉得会议这样开下去毫无意义了。
 
  萧劲光骑马跑了30里,先到总政治部,又到中央局和军委,把红十五军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作了汇报,各路领导人意见不一。多数人主张武力解决,把这帮军官先抓起来。可萧劲光前思后想总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当,他再三建议中央用做工作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
 
  迷茫之时,萧劲光又去找毛泽东。他不安地说:“武力解决,后患无穷呵。”
 
  “怎么能用武力解决呢?只能‘剥笋’。”毛泽东果断地说,“你回去对他们讲,第一,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自觉自愿的,我们欢迎你们。红军缺人缺枪,特别缺军事干部,希望大家留下来;第二,捆绑难成夫妻,请季振同多拿出些钱,发双倍的路费送他们上 路,以后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到红军部队,我们仍然欢迎。”
 
  这与萧劲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心里有了底,匆匆赶回九堡,与季振同通了气,重新召集会议。
 
  军官乱哄哄进了会议室,七嘴八舌地吵个不停:“总指挥,我们干不了啦!”“搞这一套,士兵骑到军官脖子上了。”季振同抓住钱袋底部一提,半袋银元倒在桌面上,“想去做国民党大官的,请起身自便,我派人护送出境,咱们战场上见;想回家种田过日子的,来这领钱回家去好好过日子;愿意跟我季振同革命的,坐在这儿,咱们说几句心里话。”说完这些,季振同威严地扫视了一下众人。会议室一下子静了下来。萧劲光在一旁不露声色,一场狂风暴雨终于变得风平浪静了,红五军团也最终完成了赣州阻击战的任务。
 
  1933年12月,萧劲光用70人对敌人1个军3个师的兵力守宜川,但失守了,被关押了。博古主张杀萧劲光,毛泽东主张刀下留人。人命保住了,但活罪却也受够了。
 
  萧劲光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建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留于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他率领留守兵团除匪患,守河防,打退日寇70余次进攻,使日寇铁蹄未能踏进延安一步。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北方红军和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但党内外、军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对改编后的军队的活动也缺少统一认识,中共中央决定开一次会议,来专门讨论此事,毛泽东责成萧劲光全权处理会务。
 
  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召开,当时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必须实行工农兵学商一致抗战的局面。必须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必须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大本营。
 
  许多人对在延安建立大本营有异议,有人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却认为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意义重大,1936年8月12日,萧劲光(左)在宁夏预旺堡西征红军司令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右)亲切交谈。只要有了大本营,开出去的部队才有回旋余地。党中央扎根于陕甘宁,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总的大本营,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会上讨论得十分激烈。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萧劲光清 楚毛泽东的思路,会前毛泽东多次与他谈过,要将陕甘宁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并且让他留守陕甘宁根据地。
 
  萧劲光从军事角度来论证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意义。“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惟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惟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是有条件的。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而且它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便利。再说,当地群众有较高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牵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
 
  萧劲光的发言有理有据,既表达了毛泽东的原意,又发挥了自己的创见,很有说服力。最后,大家同意党中央继续留在延安。
 
  8月25日,中革军委宣布八路军改编的命令。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并上报南京政府。三天后,蒋介石的委任状就到了:“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留守兵团人数不多,每天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萧劲光还组织他们学习一个小时的文化,一个小时的军事。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仍由萧劲光担任司令员。
 
  留守兵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的安定和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当时困扰萧劲光的最大问题是陕甘宁边区社会秩序很乱,尤其是匪患严重。在军事会议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李德提出采取平推战术,派大部队齐头并进,理由是采取这种战术声势大,力量集中。
 
  萧劲光觉得应该用追击、堵截与合击相结合的方法。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留守兵团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亲自到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告诫萧劲光和留守兵团全体指战员要抱着与延安共存的精神,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
 
  毛泽东的话震撼着留守兵团每一个干部战士的心,也震撼着萧劲光的心。当晚,萧劲光写下了六个大字:“任务重于生命。”
 
  1938年春,日军开始注意延安的动向,并经常派来侦察机前来侦察。中革军委作战室将日军有可能进攻陕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
 
  一天,萧劲光正与曹里怀在研究河防部署,毛泽东派人来找萧劲光。“萧司令员,主席叫你和曹参谋长去一趟。”
 
  萧劲光和曹里怀朝毛泽东的住处走去。一进门,毛泽东便问曹里怀:“中国哪些城市是日军进攻的战略要地 ?我们今天主要谈西北问题。”
 
  “西北肯定是西安。因为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啊!”曹里怀答道。“对!”毛泽东说,“日本占领沈阳夺了东北,攻下上海直逼华东,进入北平、太原,下一步自然是西北和西安。这可不是下棋一小招,这是一个战略。”
 
  “主席,你看日军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威逼河防,进攻陕北呢?”萧劲光问。
 
  毛泽东直奔主题,他说主要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日军要进攻大城市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进犯河防,配合行动;二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可能侵犯河防,威胁我边区的安全。
 
  萧劲光和曹里怀听到这里,自感责任重大。留守兵团当时仅有1.5万多人,既要固守河防,还要清剿土匪,守卫两千公里的边防。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捍卫千里河防的任务实在是太重了。
 
  萧劲光和曹里怀讲了自己的担心,毛泽东听罢说:“别紧张嘛,单靠留守兵团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当然是难以固守,但我们还要看到有利条件,要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毛泽东要求他们加强防备,预防敌人来攻。
 
  果不出所料,毛泽东谈话后不久,日军兵分几路,直扑黄河东岸,并占据了一些渡口。中共中央及时作了部署命令:八路军一二○师集中主力打击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县城7座,歼敌1500余人;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隰县、大宁一带作战,歼敌两千余人。一二九师为策应一一五师和一二○师作战,在晋东南也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我军主力部队的参战,滞留了日军向黄河西岸进攻的主力,日军仅在黄河东岸地区建立了一些据点。
 
  但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可能并没有排除,为预防敌人的进攻,留守兵团在陕北与晋黄河交界处,开始了紧急而周密的布防。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中央还同意留守兵团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萧劲光刚把河防布置完毕,3月12日,进犯晋西北兴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开始渡河。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大部队下河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遭此一击,慌乱逃窜。留守兵团的一支预备部队,乘势过河,袭敌侧背,敌人不支,向兴县方向仓皇退去。
 
  战后,萧劲光详尽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尤其是“半渡而击”的战法,毛泽东点着头说:“就照这打法。”
 
  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5月初,日军的一个旅团经大武向军渡进犯 ,企图在宋家川附近渡河西进。
 
  是被动地迎接敌人来攻,还是主动出击,在萧劲光的脑海里酝酿开了,他叫来机要员,“给警八团发报,”萧劲光命令道,“让文年生带一支部队,东渡黄河,注意隐蔽,等敌人到了岸边,乘其立足未稳,夜袭敌营。”
 
  “对,先发制敌,打他个措手不及。”曹里怀赞同道。“是不是先向军委报告一下再定?”莫文骅问。
 
  “不用了。”萧劲光说:“错失良机,兵家之大忌。马上把电报发出去。”
 
  按照萧劲光的命令,警八团团长文年生亲率一支部队,在日军到达对岸之前,东渡黄河隐蔽候敌。半夜时分,出击部队突袭了敌先头部队一个大队,歼敌200余人,打乱了敌人的战斗部署,敌人被迫掉头退去。
 
  1938年底,随着广州和武汉的陷落,日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开始加强对华北的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木元根据大本营“以确保安全为一切根本,以肃正作为指导作战准绳”,实现由点到“面”的占领战略,制定了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并将摧毁中共抗日根据地,作为首要的打击目标。
 
  延安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也成了日军华北司令部航空兵的首要摧毁目标。日军飞机秘密从太原附近的一个机场起飞,然后沿黄河绕到延安城的北面,对延安发起攻击。日军先后轰炸延安17次之多,炸死炸伤民众400多人和大批的建筑。
 
  面对日机的频频光顾,延安城如同一座空中不设防的城市,我军只有在陆地上与日军作战。1939年元旦,已经进至延安东大门的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日军兵分三路,各路约千余人,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占领了这三个据点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陕北境内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10多架飞机,对河西地区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随后敌人准备渡河,留守兵团与日军之间展开了激战。
 
  留守兵团的指挥所里,萧劲光正在紧张地指挥战斗,“告诉部队要沉住气,坚决顶住敌人的攻击,绝不能让敌人踏上河西。告诉一线指挥员,多坚持一分钟,就多给敌人带来一分动摇。”萧劲光大声地命令各部队。
 
  萧劲光知道,河西失守,就意味着延安没了河防,就无法保证延安及延安周围的中央和边区及直属单位的安全。正在这时,毛泽东的电话来了:“劲光呀,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可以不可以通报一下啊?刚才有两名地方干部上我这来,想看看中央有什么打算,我说敌人还没有到,你们急什么呢,如果我们先乱了,群众会怎么看?”
 
  萧劲光把战况作了简要汇报,并表示誓与河防共存亡。 毛泽东谈了一下自己的设想,又对前线将士表示慰问,最后说,“劲光啊,狠狠打哟,边区人民可是看着你们的啊!”
 
  留守兵团的河防部队与日军相持一天,击毁敌军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日军苦不堪扰,三路敌军先后退去。留守兵团河防机动部队迅速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之敌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
 
  萧劲光从1937年8月任留守处主任至1945年8月离任,在他的部署和指挥下,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70余次,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卫了中共抗日根据地大本营的千里河防,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以东,踏入陕甘宁边区一步。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进攻,磨擦不断。萧劲光率领留守兵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斥退马禄,逼走何绍南,智斗阎锡山,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成为各解放区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原则。
 
  1939年前后,日军频繁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胡宗南20万大军紧盯着边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其中以关中、绥德、陇东三个地区斗争最尖锐、激烈、复杂。
 
  萧劲光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困境,一面要指挥部队在千里河防上对日作战,一面对付国民党的限制、封锁和磨擦,既要打击日寇的进攻,又要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巩固统一战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1939年,马禄率领的骑二师迅速开进,占领了鄜县南部的几处村镇。当时,警备区的总兵力只有阎红彦的警三团、陈先瑞的警四团和特务团,而且分布在几百里长的防线上,兵单力薄。鄜县距延安不过百余里,一时形势十分紧张。
 
  “打他一家伙,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警八团文年生向萧劲光请战。文年生对自己的兵力有个估计,虽兵力上不及骑兵二师,但警备部队在战术上有优势。若选择鄜县北部为战场,收拢警三、四团及特务团,与八团配合作战,取胜是有把握的。
 
  萧劲光把方案送到了中央,毛泽东看后没有同意。“不需要打,你打个警告他的布告就行了,我们要先礼后兵。”毛泽东在电话中对萧劲光说。
 
  萧劲光草拟一措辞强硬的布告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修改批准后,再发出。很快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萧劲光,让他派人去取。
 
  萧劲光到了杨家岭中央机关,毛泽东将修改好的布告给了萧劲光。布告称:
 
  本军奉命镇慑,业已部署周详。外与友军团结,内与党政协商。惟其地方安静,既以巩固守防。倘胡汉奸 国贼,敢于以身试尝,国家法纪所在,决不任其徜徉。
 
  第十八集团军总留守处
 
  毛泽东让留守兵团各警备区将布告张贴于各村要道,以示警戒。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致电蒋鼎文称:“如果马师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
 
  电报发出后不久,骑二师停止了前进。再过两日,马禄来电,称这纯属误会,然后撤兵了。
 
  赶走马禄,延安为之振奋。萧劲光和高岗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把边区军民称赞毛泽东用兵如孔明的话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却淡然一笑道:“做事要有理。我是国民政府的边区,你干吗要打我。其次要有利。你们仓促应战,五心不定,胜败没数,还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为好。其三要有节。他说误会了,就给他个台阶下,滚吧!”
 
  毛泽东在谈笑之间,将“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抗日根据地反磨擦的准绳讲了出来。
 
  但蒋介石反共磨擦的举动都没有由此而收敛,在“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下,华北各战区的国民党组织和军队,都在加紧进行“溶、防、限、反”的行动。
 
  一天,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拍来急电,报告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伪造八路军臂章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他手下的运输队高步元等人,冒称八路军私贩烟土,破坏我军声誉,请示如何处理。
 
  萧劲光和何绍南的交锋已不止一次。
 
  就在一个月前,何绍南路经延安,住在国民党延安保安司令部,萧劲光得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来得好!”毛泽东说,“你去请他来,我要当面和他谈谈。”萧劲光便去找何绍南。
 
  “你就是何绍南?”萧劲光问。何绍南自知理亏也明知故问:“萧主任亲自来访,不知有何贵干?”
 
  “来和你算账!”萧劲光指着他的鼻尖说,“我告诉你,我们八路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敌后方,破坏抗战,我们就不客气了!”
 
  何绍南自知理屈,只有搪塞应付。萧劲光又把毛泽东要召见他的事说了一下,何绍南更是紧张,不愿意去见毛泽东。
 
  “怎么,何专员,你搞磨擦的那股劲头哪里去了?毛主席请你去谈谈,你要是没做亏心事,怕什么?”萧劲光说。“萧主任,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可没搞什么磨擦。”何绍南十分难堪。“没搞你怕什么?来吧,乘我们的车一同去。”萧劲光不由分说,拉起何绍南就走。
 
  一到毛泽东的住地,何绍南不敢怠慢,便向毛泽东行了个举手礼。毛泽东双手抱在胸前,一脸严肃。
 
  “何绍南,今天我请你来可没有什么好话讲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
 
  何绍南赶紧:“我没有破坏抗战,我 没有制造磨擦,毛先生,说话要有证据。”
 
  “证据?”毛泽东严厉地说,“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从来不说。你的五个保安队在绥德都做了些什么?你派保安队在安定杨家园子袭击八路军,打死我们几十个人;你密令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留守兵团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你指使清涧县县长艾善甫串通土匪,四处抢劫,敲诈老百姓的钱财……”毛泽东历数着何绍南的各种罪状,“这还不够个磨擦专家?如今外辱未平,你却在那里搞窝里斗,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知?”
 
  何绍南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不敢正眼看毛泽东一眼。
 
  “我们要呈请蒋委员长处罚你!”毛泽东说完这句话,便对萧劲光说:“萧主任,送客!”
 
  何绍南走了。但几天后,何绍南又故伎重演了,参谋长曹里怀和参谋处张文舟来到萧劲光住处。
 
  “看过了吗?何绍南又挑衅了。”萧劲光把电报递给曹里怀。
 
  “司令员,我看我们对何绍南太客气了。如今这家伙是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老实。”曹里怀愤愤不平。
 
  “何绍南在绥德有五个保安队,四五百人,装备不错,能量不小。长此以往,对我们的河防都是威胁。我们是不是应当再加强一下兵力?”张文舟有些担心。
 
  萧劲光摆开地图对曹里怀和张文舟说:在陕甘宁边区的东部,绥、米、葭、吴、清五县由北至南,东临黄河千里河防,是阻止日本侵略军进攻大西北的战略要地。何绍南在这一线捣乱,危及河防,也危及陕甘宁。
 
  “给陈奇涵发电报,我们要得理不让人,他敢挑衅,我们就决不轻饶。”萧劲光说。
 
  反磨擦事关重大,说完话后,萧劲光便过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何绍南又搞鬼了,绥德有些吃紧。”萧劲光把陈奇涵来的电报交给毛泽东看了看。
 
  “这个磨擦专家,毫不思悔改呀!”毛泽东并不惊讶。
 
  “我看像何绍南这样的坏东西,我们不能太手软,要下决心赶走他。河防这样紧张,我们还要分兵对付他们,兵力实在不足。”萧劲光说。
 
  “嗯,这个何绍南是很讨厌。他们没有合作的诚意,反而把我们合作忍让的举动看做是软弱可欺。是要来些硬的,顽固派嘛,不来硬的就敲不开他的花岗岩脑壳。”
 
  “我已经电令陈奇涵,坚决反击何绍南的挑衅。萧劲光说。
 
  “赶走何绍南要抓住时机,要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思考了一下,“向朱总司令、贺龙同志报告一下,先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回防绥德,加强边区的守备部队,然后再以你的名义给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发个电报报告此事。这个电报我要过目。”
 
  萧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 起草好了一个电文,即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电文全部进行了一番修改,称:
 
  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敌发兵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师王旅部署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强,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电文无懈可击,得到了阎锡山、邓宝珊的认可。阎锡山给萧劲光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也称:“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不久,王震的三五九旅回师陕甘宁,反共磨擦专家何绍南再也不敢回绥德当专员了。
 
  在与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保持统一战线,与各方面协调关系也是萧劲光的一大任务。1937年11月,日军进占太原后,阎锡山节节败退,最后到了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安营扎寨。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阎锡山也从被迫抗日转向了积极反共,先后发动了晋西十二月事变和其他多次反共事件。
 
  我八路军和新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晋西北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的指示,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作了充分准备,坚决回击阎锡山的进攻,于1940年初粉碎了阎锡山的军事进攻。
 
  仗是打胜了。但打仗的目的并不是破坏统一战线,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中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
 
  1940年春的一天,萧劲光应召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王若飞也在座。
 
  双方没有俗套,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决定由你们俩人去秋林和阎锡山谈判。因为萧劲光是‘朝廷命官’,这次是首席代表,若飞同志是助手。”
 
  “这封信你们带给阎锡山,你们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真心诚意地合作抗日的,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做那些让日本鬼子高兴的事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不错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要当面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团结抗日为本,但也不是好惹的。我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我们的原则,请他三思而后行。”
 
  毛泽东又给萧劲光和王若飞交待了几句,二人便受命启程了。
 
  萧劲光和王若飞来到了阎锡山的住地。第二天,一位自称是阎锡山副官的人来到他们的住处,对他们说:“二位代表,我们阎长官身体不适,有所怠慢二位。有何贵干,我可否代劳转呈?”
 
  “不必劳你的驾。我们有要事,只能与阎司令长官面谈。”萧劲光并不和这个副官绕圈子。
 
  “请转告阎长官息心将养,我们等一二日无妨。”王若飞话中有刺道。
 
  “好好,一定转告,一定转告。”副官走了。
 
  等待也是外交上的一种较量,两日后,阎锡山只有出面接待萧劲光和王若飞二人。“萧主任、王代表,二位不辞辛劳来到这里,老朽有所怠慢,请多多包涵。”萧劲光和王若飞随意客套了几句,便递上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和谈进行得很顺利。一是阎锡山这几个月来与八路军的战争并没得胜,反而吃了亏,二来本来准备取悦日本人的,结果日本人出尔反尔,不予配合。在这两个选择中,阎锡山终于做出了妥协,与八路军代表达成了协议。
 
  萧劲光最后重申道:“我们的原则,毛主席已明确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十六个字,报界可以公开发表。”
 
  阎锡山对这几条有些不满,说:“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似乎太强硬了。请二位代表回去禀报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这样报界公布也显得更好一些。”
 
  萧劲光和王若飞把阎锡山的想法电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一个字也不能改,不仅要告诉阎锡山,也要警告所有搞磨擦的顽固派,对他们就是要强硬,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提出的这十六个字,便成了各解放区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一条重要的自卫原则。
 
  1938年,萧劲光等人与毛泽东讨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战略问题,为毛泽东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素材。萧劲光把留守兵团锻炼成了一个能扛枪打仗,荷锄种地的两面手。
 
  留守兵团的干部战士来自不同的部队,情况也不一致。要完成保卫大本营的任务,部队必须进行整编。萧劲光将部队存在问题和如何建设这支部队的想法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毛泽东让萧劲光每天晚上到他这里,汇报部队整编的情况。萧劲光一会儿下连队,一会儿闭门思考。
 
  一天,毛泽东事先没打招呼,便来到萧劲光的窑洞中。萧劲光正在专心修改讲义,没有注意到。“在做什么事情呀?”毛泽东问。“哦,是主席呀,快请坐,请坐。”萧劲光起身让座。
 
  毛泽东在桌边坐下,拿起一本讲义看了看:“谁搞的呀?”“我们司令部几个参谋。”萧劲光答道。
 
  “我听说你口授,参谋作笔录,搞了不少军事讲义?”毛泽东问道。“哪里,我只是凭着过去在苏联学军事时留下的一些印象,粗粗地搭一个框架,主要内容还是那几个参谋搞的。”萧劲光说。
 
  “哦!这么说,你们留守兵团可是有人才噢。”毛泽东说。“我 手下有什么人,主席还不清楚吗?”萧劲光说。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听说你有不少宝贝哩?”“宝贝?主席指的是什么?我不清楚。”萧劲光说。
 
  “子珍昨天来这里,说你这里藏了很多宝贝,我今天要来挖一挖哩。”毛泽东嘴里说着,眼睛却盯着桌子上的书。
 
  “哦,主席指的是我的书呀!子珍同志昨天来这里都看过了,我就这么几本破书。在苏区时有过好些书,长征时都丢掉了,可惜呀,现在找本书太难了。”萧劲光说。
 
  “是呀,物以稀为贵嘛!你是学军事的,你说对一个战役或战斗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毛泽东边翻书,边说着话。
 
  “我认为首要的是战役战斗的军事指导原则问题。战役战斗怎么打,要对全局和局部有个通盘的考虑,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还是防御,什么样的进攻,怎样防御,都必须十分明了。”谈到军事问题,萧劲光有说不完的话。
 
  “唔,有道理。你准备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找时间讨论一次。”毛泽东站起身来,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对萧劲光说,“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有些舍不得,但毛泽东还是拿走了。
 
  1938年初春,萧劲光和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几人应邀来到毛泽东住处。
 
  各人有各人的猜想。
 
  毛泽东直接说:“请你们来,主要是谈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今天你们是老师,我呢,是学生。不过,我这个学生可是要给老师出题目的。比如,游击战争有没有可能提到战略位置?这是一个题目。游击战争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指导原则?这是又一个题目。游击战争的实施阶段……”
 
  萧劲光对这一问题有些思考,便说:“我认为,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在军事上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因而要坚决果断地采取主动的进攻方略,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灵活地、有计划地运用兵力。”萧劲光提出了一个论点。
 
  “当敌人进攻的时候,采取单纯防御,分兵把口,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是游击战争中指挥者的戒条。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方略,集中主力消灭或削弱敌人,以进攻的方略来争取主动地位。”
 
  “这叫防御中的进攻。”毛泽东补充道。
 
  “兵力的灵活运用,是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手段。好像渔人打鱼一样,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萧劲光打了个比喻。
 
  “唔,撒得开,收得拢……说下去,说下去,有点意思。”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离不开它的计划性。无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尽可能地严密计划。”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我很赞成。 ”毛泽东听完萧劲光的发言后说道,“有一点讲得不够明确,就是集中兵力的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在战略上,我们必须强调以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而不是集中兵力的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的提法,只能用在战役战斗上,相对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达到歼灭战的目的。”
 
  随后,大家又进行了发言,整整讨论了一天。毛泽东最后要求他们将自己的题目写一篇文章给他。后来,萧劲光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为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准备材料。
 
  有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找去,说:“留守兵团的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留守兵团的要求要高一点。不然,别人说你们眼皮子下面的军队就这个样子,军队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我们打的是游击战争,但军队不能是游击队、游民队。你是喝过洋墨水的,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几天我看了国民党发给部队的一些军事小册子,里面的内容都是封建法西斯的,都不行。你要在我们部队搞一套自己的东西。”
 
  说着,毛泽东把国民党发的《步兵操典》、《野外勤务》、《作战指导纲要》交给萧劲光。
 
  萧劲光接受了毛泽东的重任,决心为部队的正规化训练编出个小册子。当时,部队里文化人不多,他只有自己动手写教材,先写出了夜间训练、轻重机枪的使用等等,从一般军事常识到单兵战术,他都理出了一个小册子。
 
  经过半年多的理论和实践,部队的军事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开展的创造特等射手活动,取得了突出成绩。以步枪卧姿射击为例,1937年100米环靶,命中率只有47%,而1938年200米灰靶射击,命中率就提高到87%,到了1939年,特等射手250米命中率为94%。每班至少有三名特等射手。
 
  中央领导和边区政府领导观看了留守兵团的军事训练表演,都很满意。毛泽东勉励萧劲光要加紧努力,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一系列条例和规定。这些条令条例和制度的建立,使部队面貌大为改观。“有了法,就按法办事。”毛泽东进一步提醒萧劲光。
 
  1939年,留守兵团为了推广这些制度和原则,开设了一期又一期的训练班。先是骨干训练班、射手训练班、参谋训练班,最后发展到兵团首长参加的军事研讨班,形成了空前的学习军事的热潮。文化和军事知识的逐渐积累,使高级将领们开始用理论去解决现实问题。
 
  这正是毛泽东真实意图所在。他要通过身边这块“试验田”,既为陕甘宁边区铸造一支红色劲旅,又为未来建立正规化军队,打击日寇奠定了基础。萧劲光明白毛泽东的 真实意图,而且努力实践着这一意图,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陕北地区本来就地寒土瘠,人民生活艰苦,为战争他们付出了许多。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每月拨军饷60万元,香港汇款万元。这些款项成为边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来源,但蒋介石一直拖欠着八路军军饷。
 
  1939年2月,由于日寇向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实行封锁,陕北地区军队增多,延安地区粮食问题再一次严重了起来。军民只能依靠红薯、土豆和南瓜等充饥。日食三分饱的人不计其数,饿死者也有之。国民政府对我陕北大本营也实行双重封锁。八路军和边区政府赖以生存的口粮和费用就只能由边区人民分担了,人民的负担也加重了。
 
  边区人民的负担加重了,人民有怨言,有的人甚至骂起了毛泽东。1939年秋季刚开始,各种不利的消息袭向了延安。
 
  几天之后,毛泽东召见了大本营党政军负责人的高岗、林伯渠、萧劲光。毛泽东开口便问道:“你们谁知道陕北这地方哪些年饿死人呢?”
 
  毛泽东望了望三人,接着说:“不错,我们到陕北来,是来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面前的3个人,“我看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毛泽东说道。
 
  不久,中共中央就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中央机关、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地加入了这个行列。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加入了劳动的行列,边区人民和党要用行动解决温饱问题,打破敌人的封锁。一架纺车搬进了萧劲光的窑洞。从那天起,萧劲光每天都要抽出一段时间纺线。一开始不适应,慢慢地也逐渐适应了这一节奏,纺出的纱也均匀起来。
 
  在中央领导和萧劲光的带领下,留守兵团在大生产运动中业绩辉煌。1939年冬天开始,第三五九旅开进荒芜人烟的南泥湾,第三五八旅开进虎豹出没的大、小凤川,烧荒屯垦,一年就达到自给有余。毛纺厂、被服厂、鞋袜厂、皮革厂、木工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越办越多,运输业、商业等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越搞越红火,留守兵团的部队成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1942年,全边区共开荒近百万亩,使边区耕地面积达到了1338万多亩,粮食总产量达184万石,全边区总粮食消耗量为162万石, 出现了22万石余粮。边区大部分群众做到了足食,一部分做到了自给有余。棉花产量173万斤,1至9月生产棉布15840大匹,自给率达73%。毛泽东提出的“丰衣足食”的目标基本实现。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留守兵团不仅壮大了队伍,而且实现了生产自给,巩固了延安大本营,扩展了革命根据地。二、北征南战
 
  抗战胜利后,我军主力便大举进军东北。一进东北,萧劲光便投入了南满保卫战的战斗。南满是东北的牛尾巴,抓住了他,就拖住了敌人。四保临江拖住了敌人,对东北态势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1945年,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发来的一封“十万火急”电报,令萧劲光与原定一起到山东工作的林彪、江华、邓华、李天佑等一行立即转道去东北,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与蒋介石抢占东北。11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正式成立,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参谋长。萧劲光为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退出,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巩固根据地,即“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入东北的武装部队站稳脚跟,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2月,东北国民党军确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向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南满中共军队之后,再全力北犯,以实现独霸东北之目的。针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方针和南满的严重局面,10月31日,中共南满分局成立,陈云兼任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兼任南满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加强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
 
  11月下旬,萧劲光和陈云冒着凛冽的寒风,赶到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他们发现,形势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敌人已集中8个师的兵力从宽桓、梅河口方向包抄过来,前锋已达通化。由于缺武器弹药和生活补给,领导干部中思想不太统一,有部分人认为无法坚持就地防御,为了保存实力,主张撤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萧劲光(左)与副政委陈云在东北北满根据地合影。他静静地听着在座各位同志的发言。“我想知道的是部队还有没有战斗力,有没有士气?”萧劲光沉默了片刻,问道。
 
  韩先楚说:“四纵队只要能补充上武器、弹药,战士们的手都痒痒呢。”“好!”萧劲光心里有了底,他认为,一个部队如果有了士气,有了革命英雄主义,就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基础。
 
  之后,萧劲 光踏着没膝的雪去了基层部队了解情况,他听张参谋说有一个独立七师,是以三五九旅的一部分为骨干扩编的,当时在地方部队纷纷哗变、逃跑,吃、穿、住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着。
 
  敌情严重,撤退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要变被动为主动。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他的脑海中初步构成了,他立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
 
  萧劲光在会上把以军事反清剿为主,积极防御,跳出敌人包围圈,深入敌后,以有力的外线作战配合内线,伺机消灭敌人的作战方案公之于众。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坚持南满,但我们要有打拉锯战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像武松打虎一样,来他几个回合。”
 
  陈云躺在担架上,也冒着刺骨的风雪连夜赶到七道江,在会上作了至今使人难忘的讲话:“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下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会进退两难;假如我们松了牛尾巴,那就更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只要我们守住南满,不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的大批部队,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根据敌人在南满的兵力部署,我们坚持南满,死死抓住牛尾巴是完全可能的。”
 
  陈云话虽不多,但意味深长,最后他强调说:“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都留下,一个人也不走,要坚持到胜利。”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萧劲光、陈云两人一锤定音。从此一场威武雄壮的坚持南满军事斗争便鸣锣开场了。
 
  南满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敌人以重兵从三面以绝对的优势向我包围过来,然而我军一步解围的妙棋已运筹成熟。萧劲光派出了骁勇善战的四纵到外线去打敌人的屁股,四纵队果然不负众望,跳出敌包围圈十天,连连出击告捷。“承桓公路以东地区已被我军收复。”“八河滩、大清沟以北地区已被我军占领。”“四纵已向清河城、碱厂、骞马奔袭。”
 
  这一步棋出敌不意,乱了敌人的方寸,敌人不得不分兵两个师调过头来去应付四纵。也正在这时,北满我军又一下江南作战,逼敌人又调出一师北上。萧劲光乘机指挥七师、八师切断敌军退路,“啃骨头吃肉”了。七师师长邓岳是个有仗打就不要命的人,政委李伯秋是个大学生,十分聪明、能干。七师是三纵的主力师,萧劲光首先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让七师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
 
  七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敌二师全歼于白扬木桥子,当萧劲光驾车赶往战场时,在路上碰到了骑马向师指挥所赶去报告情况的七师政委 李伯秋。“报告司令员,仗马上就结束了,敌人被我全歼,部队正在打扫战场,师长还在前边,让我回师部找电台汇报,因追击得太急,电台都没带上。”“好哇!”萧劲光一屁股坐在车座上,“太好,太好了。”他如释重负,这一仗终于打胜了,他感到十分高兴。
 
  一保临江首战告捷,但很快敌人就像牛皮糖一样又粘上身来。那是南满最冷的隆冬季节,俗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在这里一九、二九冰冻三尺,三九、四九冻掉鼻子的季节里,敌人第二次向临江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
 
  司令部里,作战科长送来了敌情通报:“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由通化先期出动,企图由北迂回六道江,配合二师、新廿二师向临江进攻;二○七师驰援一九五师;暂二十一师向金川、濛江地区扫荡。敌一九五师孤军深入了。”作战科长说。
 
  “这可是块肥肉哟。”萧劲光面向墙上的地图,在认真地思索着。敌二○七师在新宾,此处离敌一九五师的位置有两天的路程,如果敌二师、新廿二师增援一九五师,最快也得赶二、三天的路。”
 
  “好!机不可失。”萧劲光兴奋地说,“我们立即部署,先吃掉一九五师这块肥肉。如果吃得顺口再回头吃掉增援的二○七师。集中三纵全部兵力,突击点选在敌人的侧后。”他用红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圈了一个红圈,“高丽城子。”有人说,高明的军事家就像一个出色的演奏家一样,指挥棒一动,全场都围着他的手势动。我方如此,敌方也不例外,就这样萧劲光二保临江又大获全胜。
 
  然而,紧张的战况不容他喘一口气,萧劲光又部署迎接敌人的第三次进攻。不久,三保临江又奏凯歌。
 
  战争仍在升级,第四次进攻临江的敌人已增至七个师。作战室在紧张地工作着,机要科的灯光彻夜通明,萧劲光又向东北局发出了四保临江的请示电。
 
  第二天下午,萧劲光便收到了东北局拍来的回电。他看完电报显得非常高兴,因为东北局同意了他们的作战方案,并重申坚持南满的方针。
 
  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干部会议开得颇有特色,会议中心贯穿一个思想,就是坚决地打。用陈云的话说就是,准备付出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代价,把敌人牵制在南满。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作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作这样的决定后不后悔啊?”陈云在会上反复问大家,“不后悔就要准备承担责任啊。”“没什么可后悔的。”程世才大声说。“决定了就不能后悔。”萧华还是那副天塌下来也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一一发言,表示不后悔。
 
  “好,我再讲讲战斗的具体部署。”萧劲光走到地图前。 “这次我们是捉蛇先捉头,集中我军七、八、九三个师的兵力,先打刚从热河调来的,气焰嚣张的八十九师。”
 
  这一仗,思想准备是充分的,军事部署是周密的,结果八十九师被我全歼,蛇头被打掉,敌军便乱了阵脚,在我军分头出击下,敌各路人马一触即溃,四保临江又获全胜。
 
  将军领兵,贵在方略。四保临江这一著名战役,是军事上的杰作。它的作者,不愧为“打虎”的“武松”。这一战役的胜利,将敌南满这只壮虎,死死地拖住,使之欲罢不能,欲去不得,而只能渐渐被拖瘦、拖垮,为东北战略势态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1948年初,萧劲光率十万大军围困长春。战场上出现了奇怪的景象,长春城中的敌人越来越少。曾泽生临阵起义,郑洞国最后投降,萧劲光兵不血刃,占有了长春。
 
  1948年初,东北局召开了新的作战部署军事会议,决定的任务是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按当时东北主帅林彪的想法,是准备先攻打长春,而后向关内压缩。
 
  萧劲光又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前方第一指挥所司令员,他率10万人马组成城外之城,给长春箍了一道“铁箍”。
 
  此时,他们已围困长春三个月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萧劲光的第一围城指挥所改称第一兵团后,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国内两党东北战场的副主官,统帅各自的第一兵团,各率10万大军,对峙于长春城内外。
 
  萧劲光的兵团司令部向前移动30里,搬到了四家子村。1948年9月,东北的战略决战已拉开了序幕。萧劲光心里正在思忖何时会进行解放长春的战斗。这样大规模且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役,他是第一次经历,而在我军战史上也是首开先河。“最新统计数字,投诚敌人已达一万三千七百,政治攻势突击成效显著。”萧华很兴奋地说道,他刚从前沿阵地上回来,萧劲光和他也算是老搭档了,一起从通化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来到长春。这次,萧华出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二萧一文一武,配合默契。
 
  此刻,萧劲光的对手郑洞国正在长春城内中央银行宽畅的办公室内,来回地踱着步,他步履沉重,心绪坏透了。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尽管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十分不满乃至失去信心,但他总是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而告诫自己。自接了这个任职,他就感到凶多吉少。此时的长春已成了一座死城,军营内外怨声载道,军队的供给尤其成问题。他感到山穷水尽,束手无策了。
 
  就在这时,传来了敌六十军派代表前来接洽起义的消息,陈伯钧大掌一挥,“骗局,我认为是一个骗局。”参谋 长解沛然把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亲笔信翻来覆去研究了半天,才发言了,“这封三人联名信如果是真的,一个军长,两个主力师的师长,那就说明六十军可以全部起义,如果能争取到这个前途就太好了。”他思考了一下,接着说:“这是从好的方面说。从坏的方面考虑也是必要的。如果他们是诈降,我们还有围城部队,打回去就是了,我看我们应当做两手准备为好。”
 
  “我看沛然同志的意见好!我们不能放过时机。如果六十军是真起义,对我们解放长春极为有利。如果敌人真是一个骗局,那我们就做好另一手准备。”萧劲光要拍板了,他用眼睛征求了陈伯钧的意见,陈伯钧点点头。一个周密的计划拟定了:萧劲光和陈伯钧组织反突围方案,准备万一。副政委唐天际与潘朔端副参谋长回前线政治部与六十军代表见面接洽,解沛然准备谈判,而一向作六十军工作的刘浩则再次化装进城。同时,将这个情况上报中央和东北局。
 
  曾泽生起义完全不是诈降,他是经过了一番多么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作出的决定。
 
  10月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了。萧劲光的第一兵团入城部队占领了长春城东半部的六十军防地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控制了整个长春城,接着有条不紊地接收城市。党中央和东北局已电示萧劲光“应相信六十军是真起义”。当然,为了预防万一,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
 
  六十军起义成功后,五个月的围城之战终于打开了缺口,取得了重大进展,长春城一半已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萧劲光和萧华坐在指挥所里,两人又开始运筹帏幄了。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的营垒已乱了,各级军官通过各种渠道和解放军联系,探风声、摸底,有些前线的连队干脆打通了壕沟,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吃饭来了。形势喜人,争取新七军起义,和平解放长春的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着。
 
  天亮了,晨曦像一层薄雾,笼罩着长春城。10月18日,郑洞国觉得度日如年。街上没有行人,房屋没有炊烟,死一般的寂静,令人窒息。“墓地,这将是我的墓地。”郑洞国自我嘲弄地想。他还不知道,此时除了他自己还在死心塌地想以死尽忠外,包括他的参谋长杨友梅,都在另做打算了。就在这一天,新七军和解放军也取得了联系,次日,新七军也放下武器投降了,郑洞国成了孤家寡人。
 
  时时体察上司心理的参谋长杨友梅,想私下为郑洞国精心安排一个体面投降的结局,他绞尽脑汁搞了一个方案,暗自派人与解放军联络去了。萧劲光得报郑洞国要体面投降,立即决定,接受郑洞国的条件,等候两日,商约21日晨接收中央银行大楼。
 
  21日凌晨4时,中央银行大 楼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怎么回事,郑洞国又耍的什么花招?”岳天培有些紧张,他看了看司令员,司令员在门口站着,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判断着。“派通讯员到一线部队去了解一下情况。”萧劲光平静地说。情况尚且不明,他虽然知道郑洞国要体面投降,但不知道他将用什么方式,他当然还要准备对付郑洞国的顽抗。“打不打?”岳天培问。“再等一等,沉住气。整个长春城都是我们的了,这一处要打的话还不容易。我们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萧劲光说。通讯员从前线回来了,报告说枪打得很高,不像是对解放军的。萧劲光心中有了底,“打给蒋介石看的。”果然,半小时后,枪声戛然止住。
 
  “我去看看。”岳天培说。“一起去。”萧劲光也跳上了中吉普。枪再也没响,等他们到达中央银行的时候,楼上已摇出了白旗,接收部队占据了大楼的制高点,架起了机枪。郑洞国率守军鱼贯而出,身后留下一片狼藉,焚烧未尽的文件纸片、带不走的衣物书报、吃剩下的马头骨架。
 
  两位敌对双方的战场主帅就这样碰面了。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在目光相碰的一瞬间,两人谁都没有说话。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败将。
 
  长春和平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胜利,而这场战役的优秀指挥员萧劲光功不可没!
 
  白崇禧在衡宝地区设下伏击圈,林彪及时发现了问题,令大军停止前进。但丁盛的一三五师却猛追猛打,打乱了部署,打破了白崇禧布下的口袋,萧劲光组织主力对敌进行了聚歼。
 
  长沙和平解放以后,白崇禧将自己掌握的部队部署在衡阳至宝庆一线,南与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组成“湘粤联合防线“,西与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组成“湘鄂西联合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华南和西南进军。
 
  白崇禧集团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集团,消灭这个集团是解放军南下的当务之急。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小诸葛”白崇禧的动向,也很早就在考虑怎样打垮这位“小诸葛”。当萧劲光率领南下先遣部队逼近湖南时,毛泽东就给白崇禧安排好了“后事”,毛泽东对林彪说:“白崇禧本钱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会同我们决战。和白崇禧作战,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的方法,而应该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占领他的后方,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作战。”毛泽东还点出了白崇禧欲同解放军交手的地方:湘南、广西、云南三地。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
 
  而白崇禧呢?也不想引解放军“入室”,进到自己的老家战一场。他想在湘粤边境就重创解放军一下,能堵住解放军南下,当然谢天谢地,堵不住了再回到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上较量。
 
  于是就有了衡宝大战。“衡宝”指的是湖南衡阳与宝庆的简称。衡阳位于湖南省南部,南岳衡山的南麓,为湘江中上游分界地。根据毛泽东采取大迂回的战略方针,四野决定兵分三路围歼白崇禧集团。
 
  左路军由邓华兵团和二野陈赓兵团组成,直取广东,切断敌人可能由海上逃脱之路,尔后陈赓兵团入广西,完成左翼战略迂回任务;右路军由程子华的第十三兵团组成,取道源凌,突破敌在芷江的防御,配合正面部队围歼衡宝地区之敌,尔后向广西进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之路;中路军为萧劲光率领的第十二兵团,其任务是向衡宝之敌展开正面攻击。
 
  重担落在了萧劲光兵团身上。萧劲光把他的部队作了如下部署:四十六、十八军摆在衡阳以东的安仁地区,牵制敌人,配合正面进攻;四十军、四十五军、四十一军一线展开于衡宝公路的正面,实施主要突击;四十九军部署在四十五军后面,加强正面突击力量。
 
  9月15日,各部队开始向指定地区运动。各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集合,萧劲光于10月2日命令正面的3个军同时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3日拂晓,我军便突破了敌人的第一线阵地,迫使七十一军后撤。4日,衡阳、宝庆的守敌全线动摇,我军乘胜向纵深发展。至5日晨,十二兵团各军均向前推进了20至50公里,控制了渣江至界岭一带,在衡宝公路以北与敌人形成对峙。
 
  萧劲光和四野总部的作战意图是给予白崇禧集团猛烈打击后,迅速切断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不让白崇禧集团逃回广西,争取在湘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按作战常规讲,白崇禧遭到我军猛烈打击后,应该迅速收缩兵力,避免再遭打击。然而,白崇禧在其一线阵地被突破后,却将其主力第七军调来,又将其四十六军、四十八军沿粤汉铁路北调,同时将第九十七军、七十一军移至衡宝公路,摆出一副与十二兵团大战一场的架势。
 
  这一情况的出现引起了林彪的警惕,他果断地命令各部队暂缓前进。白崇禧一向与人斗智不斗力,素有“小诸葛”之称。军用地图上标明衡宝地区是水网地带,沟渠纵横,河流遍布,这样的地形极不利于机械和重炮部队的运动。莫非白崇禧设下了一个口袋阵,明为正面决战,实则诱我进入伏击圈,张开利口将我吃掉?林彪端起蜡烛,仔细察看地图上敌军的进驻位置。
 
  果然,白崇禧的几个主力军已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我军如果贸然进攻,虽能突破敌人前沿防线,但向纵深发展必然陷入白崇禧事先设好的口袋阵内;加之水网密布,我军必然行动迟缓,难以应变。即使不会陷入泥潭,也会招致重大损失。一 般喜怒不形于色的林彪放下了烛台,对身边的参谋道:“命令所有部队暂停进攻,原地集结待命!”
 
  接到林彪的命令后,萧劲光在10月5日又两次电令各军原地待命,严密监视敌人。然而,却有一支部队继续在猛打猛冲,一直打进白崇禧集团的窝里!这支部队就是四十五军的一三五师。并不是一三五师不执行命令,而是他们在永丰一战中打得顺手,推进速度极快,与军部一时失去联系。当四野部队全线攻击停止时,他们竟毫无觉察,继续朝前猛冲,一昼夜竟前进了160里,跨过了衡宝公路,这一来,他们成了“孤军”了。
 
  从一三五师的行动来看,他们“孤军冒进“纯属偶然,它不是萧劲光和林彪的决断,却突然打乱了白崇禧的精心部署。一三五师挺进的位置,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一下子插在了白崇禧集团的要害处,威胁着他的整个部署。
 
  白崇禧无奈之下,只得赶忙调整部署,抽调一个师在后面阻截,动用他手中的王牌部队第七军的两个师和四十八军的两个师正面包抄,想尽快的一口吞掉一三五师这条钻进伏击圈的小鱼,再重新恢复决战态势。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时,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与故乡人民亲切交谈。好一个一三五师,陷入了重围而不慌,这是该师战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很多年以后,毛泽东仍然清楚的记得一三五师衡宝战场这一仗,称一三五师师长丁盛为“丁大胆”。丁盛发现自己的部队被敌军重重包围后,没有慌张,也没下令撤退,他知道后撤的路上肯定有重兵设伏,后撤只能遭受灭顶之灾。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果断地下令全师向前猛冲!这一冲,搅得天翻地覆,把白崇禧的口袋阵冲了个稀里哗啦。
 
  白崇禧的第七军是桂系部队的王牌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战术手段狡诈多变,一向受到白崇禧的偏爱和重用。在衡宝战役开始时,白崇禧把第七军放在衡阳方向,作为总预备队,亲自掌握和指挥。第七军的官兵也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吹嘘自己是“钢七军”。然而,第七军在衡宝路上遇上了对手,遇上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萧劲光兵团的一三五师。
 
  一三五师不管面前的敌人是“钢军”还是“铁军”,照样猛打猛冲。有时候就和敌人搅到了一起,发现口音不对,当头给予痛击;有时候正在追击前面的敌人,突然间身后又冒出一股敌人来,便回头给身后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就这样,在混战中,一三五师一个师拖住了白崇禧的四个整师,迫使敌人到处与我一三五师交战,根本无法脱身。
 
  这时候,白崇禧又显露出“小诸葛”的本事了,他调整计划,于7日凌晨下令全线撤退。他再逃得慢一步, 他的看家部队全得在湘南报销。见白崇禧退了,林彪和萧劲光立即命令正面进攻的4个军12个师全线出击迫歼敌人。同时命令四十六军越过湘江向耒阳前进,十八军向零陵前进。
 
  我各路部队同敌人展开了比毅力、比速度的大竞赛。这时候萧劲光心中明白,要想全部包围歼灭白崇禧集团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抓住其中一大股加以围歼,还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命令各部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发现敌人就死死地咬住,然后各军协同消灭该敌。
 
  此时钻入敌人窝里的我一三五师,又成为扼住敌人逃跑的一支阻击部队了!他们到处堵截和侧击敌人。面对着众多的敌军,他们时而突击,时而袭扰。他们的英勇行动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逃跑速度,使十二兵团其他部队于8日晚上追上了白崇禧的主力第七军,将其包围在文明铺东北5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自从一三五师钻进白崇禧的口袋里后,白崇禧这个编织口袋的人一直不得安宁。他明显地消瘦了许多,整整三天没解衣扣,实在困极了,就靠在椅子上打一个盹。他的王牌军处境危险,这比什么都更揪他的心。但直到这时候,白崇禧对自己下属部队的战斗力,还是抱有信心的。他认为即使有一两支部队受创,多数部队还是能够抵挡住解放军的。他有些惊骇的是萧劲光兵团的一个师咋会如此勇猛顽强,打不掉,推不动,摆不脱,他真是咽不下这口气。他在作战室里等待着某种奇迹的出现。然而,他期待的奇迹出现不了了。
 
  9日午夜,萧劲光指挥9个师围逼上来,另有6个师前堵后截,把包围圈中的桂系主力围了个水泄不通。从数量上看,四野在这一地区投入兵力已经超过敌人四倍。9日午夜至10日上午,被围的桂系部队全力组织突围。近10个小时里,仅一三五师就打退敌人18次冲击。10日下午,萧劲光组织了8个师对被包围的敌人发起总攻。3个师从北向南,两个师从西向东,3个师由东南向西北。被围之敌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深山丛林里。
 
  当夜,秋风萧瑟,细雨迷蒙,我军战士忍受着几昼夜连续作战的疲劳和饥饿,在深山密林中冒雨搜剿,到11日上午,歼敌2万余人。第七军的副军长凌云上也当了俘虏,他是第四野战军渡过长江后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军级干部。至于俘虏的师长以下级别的军官,则数不胜数了。
 
  “小诸葛”的王牌军被打掉了,这是萧劲光指挥的最后一场大战役,平时一贯严肃的将军,此刻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三、大海的守护神
 
  新中国一成立,萧劲光就成了海军司令。在威海他要上岛,却要向渔民借船。他发誓要建立中国的强大海军,结束中国有海无防 的局面。他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海防梦。
 
  1949年10月,衡宝战役的硝烟刚刚飘散,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还正在忙于布置战后工作。这天机要参谋送来一封第四野战军总部转发的加急电报。电文中说,毛泽东主席召见萧劲光,要他火速进京,有要事面商。“要事?”萧劲光脑海里浮起一个问号。眼下湖南全省刚刚解放,百业待举,主席这时召见,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但顾不得多想,他便奔赴北京。
 
  “劲光同志,这次叫你从长沙跑来,是想和你商量件事情。”毛泽东如实对萧劲光说,“现在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渡江后,张爱萍同志筹建了华东军区海军,现在要着手筹建全国范围内的海军了,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萧劲光从1925年穿上戎装,参加北伐战争那天起,一直战斗在陆地上。除了两次赴苏留学坐过海轮和在列宁格勒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过一次以外,从没在海上生活过。他在进京途中,对于毛泽东为何召见他曾经有过种种猜想,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有可能要让他去当海军司令。由于思想上毫无准备,他的神情不免有些紧张起来。毛泽东话音刚落,他便连连摆手说:“主席,这使不得,使不得!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我晕船挺厉害,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躺在舱里,没有动弹过!”
 
  “我就是看中了你这个‘旱鸭子’哩!”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同志,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去当司令,又不是让你去当水手!再说,晕船就那么可怕?多锻炼几次,慢慢会适应的。”停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总得有个人去领个头。而且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和刘亚楼都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又都在苏联学习过,比较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我看,你去当海军司令,还挺合适的。”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萧劲光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他欣然受命。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手捧命令,萧劲光心情很激动。他清楚地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多么崎岖的路,有多少艰难险阻正在前方等着他。为了结束有海无防,任人欺凌的屈辱历史,萧劲光义无反顾,信心百倍地走马上任了。
 
  萧劲光就任伊始,深感最大困难就是不 懂海军。怎么办?“旱鸭子”已逼下了水,要上岸是不行了;等着进学堂深造,没有可能!甘当外行吗?不是自己的性格!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干中学,边学边干。不久,萧劲光就在肖平、陈绍海两位舰队主要负责人的陪同下到长江调查,他把航海兵、轮机兵、帆缆手、炮手、甚至炊事员、都当作自己的老师,不耻下问。回北京后,他先是大量阅读敌情资料,找原国民党海军的一些高级军官交谈,又抓紧时间,突击学习了指挥登陆作战的有关知识,接着组织人员计算了登陆作战的舰船和物资储备数量。之后,萧劲光轻车简从专程到苏联进行考察访问,参观了波罗的海舰队的许多军舰和一个造船厂,一所海军学校。经过半年多访苏学习,萧劲光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海军知识。这为他带领同志们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苏联回国后,萧劲光已对中国的海防战略布置胸有成竹了。大体说来:中国的四个领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海区。其中,渤海、黄海紧挨着的可以算作北部海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附近海岸,就在这一防区之内。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濒临东海,是东部海区。广东、广西、海南岛一带濒临南海、北部湾,算南部海区。三大海区都需海军守卫,因此下一步工作就是要建设海军领导机构。所谓:搭好架子就唱戏。
 
  为了唱好这一台戏,萧劲光特地到青岛观察。青岛,这是中国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城市,是一个有名的商港,也是华北最重要的军港之一。萧劲光此行的任务有二:一是着手筹建青岛基地的组织机构;二是实地勘察山东半岛港口的海防设施情况。
 
  接着,他们来到了威海。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威海这个弹丸之地,曾经显赫一时,也曾蒙受过奇耻大辱。北洋水师的主要舰艇,曾经云集港外,练兵习武,一时间好不热闹!但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日军攻占了威海,并导致龟缩于港内的北洋水师舰艇全军覆没,丁汝昌服毒自杀身亡。萧劲光想起这段惨痛的历史,自然是感慨万千。他登上当年曾经与日军激战两天的南北两岸炮台,但见断垣残壁,满目凄凉。他想到对面的刘公岛上去察看,码头上停靠着几艘渔船。随行参谋指着他对一位渔民说:“老乡,这是我们海军的萧司令,想借你的船到刘公岛去一趟。”这位渔民眯缝着眼,朝萧劲光这位英俊潇洒的将军打量了好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说:“您是海军司令,还向我们借船?”
 
  这句话令萧劲光禁不住全身一颤。是啊!我算哪号海军司令!在这样一个有名的军港里,海军竟然连一条小舢板都没有!30多年过去后,许多事情都淡忘了,惟独渔民的这句话常在他耳边震响。
 
  1950年8月海军建军会议召开,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海军近期建设要遵循的具体方针,这个问题萧劲光从上就任那天就在考虑。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设想,“我们要建设的是一支保卫自己海防的海军,而不是一支侵略他国的海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是进攻的。我们的优越条件是靠近海岸,陆地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我们的海岸炮就是主炮……我们不建大的,只建轻的小的,比如潜水艇、驱逐艇、鱼雷快艇、打雷艇……我们还要建设海岸要塞……只建轻舰,不造重舰,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建设方针。”
 
  到会同志展开热烈讨论,一致赞同萧劲光的设想。在会议总结后,对这条方针作了如下概括:“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这一方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海军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军建设主要依靠的力量。当时,海军部队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陆军部队来的工农分子;二是起义投诚的原海军人员;三是新入伍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无疑,这三部分人都是海军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海军建设中所处地位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产生磨擦和矛盾。事实上,在一些部队已经出现种种不团结的现象:原海军人员和知识分子瞧不起工农分子,认为他们是“土包子“,而工农分子由于文化低,不懂技术或者瞧不起自己,要求离开海军,或者自恃有战斗经验,劳苦功高而瞧不起别人。
 
  会议认真分析了这些情况,经过深入讨论,为海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这条组织路线的提出和贯彻落实,对于海军初期的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它像一条无形的红线,把海军建设的各种力量连结在一起,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战斗集体。
 
  对于这次会议的历史作用,多少年后,海军许多领导同志回忆起来还无不感叹说:“纲举目张。萧司令通过那样一次会议,把海军建设的纲提了起来,使许多工作都有了绪!”
 
  而基础建设千头万绪,萧劲光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办学校。他说:“治军先治校。海军建设是百年大计,干部队伍的基础首先要打牢。”
 
  在萧劲光的关心 、支持和亲自过问下,成立了海军航空兵学校、炮兵学校、快艇学校、潜艇学校,之后又陆续建起了政治干部学校、后勤学校,并在隶属军委的军事学校设立了海军系和在军事工程学校设立了海军工程系。在短短几年里,海军就拥有10所正规军事院校和6所预备学校,为海军后来的院校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创办各类学校的同时,萧劲光抓紧了海军各兵种的建设。1952年到1954年之间,鱼雷快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潜艇部队相继建立了。
 
  萧劲光(左一)陪同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视察大连海军学校。在潜水艇大队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954年7月13日,陈毅在萧劲光陪同下前来视察。他登上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般潜艇,感慨万端,即兴写了《潜艇上留题》的诗篇:“人口六万万,立国太平洋。面对侵略者,必须有海防。水上多舰艇,空中能飞航。海底深千尺,潜水亦所长。件件皆掌握,样样是内行。严整陆海空,捍卫我边疆……”这首诗,写出了水兵们的豪情,也写出了萧劲光的壮志,直到晚年,他还能背诵出其中的几行。
 
  在战火中诞生,又在战火中磨炼成长,是人民海军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新生的人民海军参加了保卫领空和领海的战斗。
 
  就在中国年轻的海军不断壮大之际,中苏关系却开始恶化。萧劲光坚定地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站在一起,顶住苏联“老大哥”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对海军科研队伍的建设,对新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1年7月,中央军委第八十七次办公会议批准了萧劲光的建议,由三机部和海军所属机构组成了舰艇研究院,日常工作的组织领导由海军负责。在此后的10多年内,海军共生产了62型护卫艇300余艘,装备了几十个护卫艇大队,成为海军水面舰艇中的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猎潜艇的设计和研制,经过舰艇研究院的701研究所6年研究设计和试航,也于1966年开始成批建造。1968年12月,051型导弹驱逐舰建造完毕。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材料和设备全部立足国内的第一代中型水面舰艇,排水量达3000多吨。它是全国20多个省市和10多个工业部门协作配合研制的结果,是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精神开出的灿烂之花。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面对赫鲁晓夫撕毁新技术协定,妄图垄断核技术的巨大压力,毛泽东于1959年说出了这句无比愤慨的话。在这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萧劲光等海军领 导,立即与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和舰艇研究院的的领导人磋商,迅速组织科研人员开展了研究工作。但由于三年暂时经济困难,面临着难以开展下去的局面,萧劲光心急如焚。经他的多方争取,周恩来总理召集有关会议研究批准,保留了少量研究人员,继续从事核动力装置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为设计试制核潜艇作技术上的准备。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海军的科研人员受到极大鼓舞。1965年,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总体方案的设计工作交给了舰艇研究院的719研究所。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设计研究工作有了较大进展,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第一步先研制攻击型核潜艇,第二步再搞导弹核潜艇”的计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厂、科研单位陷入一片混乱,这项涉及27个省、市,上千个科研单位的尖端工程,面临中断的危险。这时,萧劲光已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斗,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然以海军建设事业为重,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69年10月,主持召开由海军牵头,有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以及有关工业部,研究院600多人参加的造船工业、科研体系“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检查了建造第一艘核潜艇的进展情况,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1970年7月,第一个陆上模拟动力反应堆终于如期完工。萧劲光十分高兴,立即召开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会议,检查启动运转试验前的准备情况,并把这一重大行动报告了周恩来。根据周恩来“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的指示,工程领导小组精心组织,试验终于获得了一次成功。同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胜利下水。
 
  有谁知道,这一胜利的成果得来是如何的不易。从1962年起,萧劲光就同林彪及其派到海军争夺指挥权的李作鹏、张秀川等人作了长达10年的苦斗。
 
  1962年,李作鹏到了海军,萧劲光便没有安宁,副职可以无休止地斗正职。但不久林彪死了,张春桥也不放过萧劲光,海军党委第一书记免了,但海军司令的职务保留了。
 
  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打着“高举”的旗号,大搞空头政治,叫喊“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用“四个第一”代替全盘工作。1962年4月,他派亲信、原任总参训练部部长的李作鹏和原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的张秀川等人组成的军委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检查工作。
 
  检查结束后,林彪把李作鹏留在海军任常务副司令员、张秀川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到海军后,和对萧劲光不满的副司令员王宏坤 结合在一起,年底便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发难,对萧劲光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萧劲光连气加累,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李作鹏操纵会议,在对他进行“缺席批判”之后,决定海军工作“由李作鹏、张秀川为第一线”;“王宏坤和海军政委苏振华为第二线”;萧劲光被排斥到第三线,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在1966年8月1日开始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提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的特殊地位。8月13日,他便对李、王、张来了一个“高度评价”,说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同时指责“萧、苏是反对我的”。随后,他即从大连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几个老帅和海军党委常委开会,下令海军的会议立即“停战收兵”。于是,一场由林彪指使,李作鹏策划的向萧、苏夺权的阴谋活动开始了。
 
  正当海军领导班子争斗进入白热化时,事情出现了转机。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当他看到萧劲光、苏振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海军领导人时,便主动走过来,同大家握手、交谈。他指着萧、苏对李、王、张说:“萧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萧劲光、苏振华做什么?你们要好好团结起来,搞好工作嘛!”说得李作鹏等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随后,毛泽东还和萧劲光站在一起,让记者照了相。
 
  一次,林彪又向毛泽东告萧劲光的状,要求罢了他的官,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海军司令还是要有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萧劲光后来也认为,这可能是他在十年动乱中始终没被彻底打倒的主要原因。
 
  1月18日,海军党委改组,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常委工作。几天后,由李作鹏主持召开“庆祝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海军新党委成立大会”,一面肉麻地吹捧李、王、张,一面残酷地揪斗一些海军领导干部。
 
  会议中间,一个造反派跳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萧司令,你反对毛主席!”萧劲光心里很坦然,冷笑一声说:“我反对毛主席?笑话!”造反派又说:“你反对林副主席!”萧劲光没有吱声,因为林彪确实说过萧反对他。
 
  “九一三”事件,像一声炸雷,震撼着神州大地。当萧劲光得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时,乐得心花怒放。他把子女们叫到跟前,斟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兴奋地说:“恶有恶报!林彪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国家有希望了,军队有救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
 
  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李作鹏被停职审查,萧劲光重新主持海军工作。他又像 在50年代那样豪情满怀,精神焕发地抓海军建设了。他在各种会议上讲话,大声疾呼要广泛揭批林彪、李作鹏破坏海军建设的罪行,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海军共有14所院校。仅1969年,就被林彪、李作鹏等人砍掉了9所,剩下的5所也基本上处于停办状态。他主持海军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并报请军委批准,在不到一年之内就先后恢复了4所院校。这一年,海军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新的起色。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垮台了,“四人帮”又兴风作浪。海军大批解放干部引起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的极大不满。
 
  1972年7月,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简称“四·五”会议)。会议快结束时,形势又突然急转直下。军委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说,海军的会议在第二阶段又“颠倒了主次”。不久,军委又召开了一次办公会议,吸收海军常委列席。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大人物”都前来压阵,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会议的矛头集中指向萧劲光。
 
  1973年春,萧劲光担任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但仍保留着海军司令员的头衔。一个上了“贼船”的司令员,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然而,他心里很坦然。他回想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无情打击,曾经弄到被撤职、判刑,还差点被杀头的地步。在他的一生中,他尝过胜利的甘甜,也经历过多少磨难啊!今天历史又重演,难道因此就一蹶不振吗?不!他傲然挺立着……
 
  灾难沉重的1976年来到了。1月8日,全党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又与世长辞,萧劲光潸然泪下,再一次沉浸在悲痛的泪水中。9月9日,毛泽东又猝然病逝。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萧劲光陷入了更大的悲痛之中。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他像孩子一样,痛哭失声。
 
  在感到巨大悲痛的同时,萧劲光还深深感到忧虑,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四人帮”早就虎视眈眈,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落入他们手中,可就糟了!当他刚得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之后,曾驱车来到叶剑英副主席寓所,两位老人进行了深谈。
 
  萧劲光:“张春桥这些人,很可能要摊牌了。”叶剑英:“是啊!他们早就等不及了。”萧劲光:“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家伙搞掉!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遭殃了。”叶剑英深深地点了点头。萧劲光:“下命令调军队,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叶剑英:“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候。”1977年5月萧劲光(招手者)视察海军福建某基地部队。
 
  10月6 日上午,萧劲光第二次驱车来到叶剑英寓所。萧劲光说:“看了这几天的报纸,一个劲的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晚上睡不着觉啊!”叶剑英:“我何尝不是如此呢!”萧劲光:“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可就要先动手了。”叶剑英:“正在准备采取措施。”
 
  说着,叶剑英拿起电话,接通了华国锋。叶剑英说:萧劲光对解决江青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很重要的想法,你抽时间当面与他谈谈,好吗?电话中传来华国锋的声音,说:“等一会儿吧!”
 
  当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息传开,亿万人民拍手称快,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萧劲光眼里闪动着喜悦的泪花,再一次举杯称庆。他说:“还是朱老总说得好啊!辩证法终究会战胜形而上学。”
 
  不久,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见到萧劲光,走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萧老,那次叶帅打电话,要我听听您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的意见。因为正在忙于布置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能够与你面谈,太对不起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在1978年和1979年的两年中,萧劲光两次患了大面积的心肌梗塞。他在病情垂危时两次上书军委和党中央,要求为他平反。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亲自过问下,1979年5月5日,中共中央终于批发了(1979)19号文件,决定撤销1973年中央10号文件,并明确指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萧劲光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他正式离开海军司令员的工作岗位,结束了整整30年的海军战斗生涯。
 
  1989年3月29日,南征北战、战功卓著的大将萧劲光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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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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